普林斯頓大學華裔文學教授與作家李翊云，經歷了無以名狀的喪子之痛。她的第二個孩子以與哥哥同樣的方式離開人世——臥軌自殺。兩兄弟在普林斯頓火車站的月台上，留下的僅是一個沉默的背包，裡面的物品無聲無息。我反覆思索：一位母親，如何穿越這樣的哀傷？一位作家，又如何用文字承載這樣的撕裂？
李翊云在《紐約客》發表了一篇題為《兩個兒子的生與死》的文章，坦誠剖白這段傷痛。對許多人來說，難以想像一位母親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，將孩子的死亡化為文字。但與其問她「如何寫」，我更想知道她「如何活」。我在她的字裡行間，試圖尋找答案——關於兩個孩子選擇離開的原因，以及一位母親如何在絕望中尋找意義。
外界曾試圖將兄弟倆的相繼自殺，歸咎於李翊云的教養方式。有人質疑她是否為「控制狂」，甚至貼上「自戀型人格障礙」（NPD）的標籤，指責她以壓抑或情感暴力逼迫孩子走向絕路。然而，從她的文章中，我看到的是一位理性而矛盾的母親，以及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中「正常」的育兒方式。
她的孩子從小沉浸於閱讀，遠早於同齡人開始探討生命的形而上命題。每讀完一本書，他們都會與父母在日常對話中分享感悟。大兒子文森離世前在讀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而小兒子詹姆斯在高中最後一年讀完了維根斯坦的《邏輯哲學論》。然而，他們從未談論過「自殺」。兄弟倆性格迥異：文森沉默內斂，詹姆斯開朗熱情；兩人都擁有許多朋友，也能自由地向父母表達意願與觀點。他們的成長環境沒有暴力，也無任何顯而易見的「自殺理由」。
然而，李翊云對大兒子文森的離世早有預感。這種直覺在她心中斷續浮現，始於文森自殺前的六年。她時而相信，時而懷疑這個預感的真實性。文章中，她沒有說清這種直覺的根源，只是提到文森的心理醫生也感受到他內心的絕望與不安。然而這份絕望從何而來？無人知曉。而小兒子詹姆斯的自殺，則完全出乎意料。她坦言，甚至連一絲警覺都未曾有過。
作為母親，李翊云認為自己的責任，是為孩子提供一個生活的框架——日復一日的節奏、可依循的日常。「白晝總會來臨，黑夜也終將降臨。」詹姆斯離世後，她的丈夫看著全家福照片說：「作為一家四口，我們共同擁有的，是對自由意志的尊重與信仰。」李翊云則寫道：「詹姆斯知道我們會尊重他結束生命的決定，也相信我們能承受他的離開，因為我們已承受過文森的離去。」
這段話讓我重新思考「自由意志」，我想起維根斯坦——這位出身豪門的哲學家，他的三位哥哥相繼自殺，而他選擇放棄財富，成為哲學家與一位鄉村教師。他的生命，似乎也在某種無解的困頓中掙扎。
東亞家庭常以高標準的精英人生為目標，這種文化壓力被學者稱為「自殺力」（suicidal force）。研究顯示，過高的期望可能導致青少年內化壓力，將自我價值與成就綁定，一旦無法達成，便可能陷入自我否定甚至自殺傾向。然而，過度的自由同樣可能讓孩子迷失，失去方向感。沒有人有資格審判一位失去孩子的母親，更遑論以「母親是兇手」的前提進行揣測。
我們與李翊云一樣，渴望找到答案，渴望一份可供借鑑的經驗。然而，讀完她的文章，我卻更加迷惘。作家以文學解釋痛苦、編輯痛苦，但當痛苦被語言轉化為另一種形式，我們或許更能體察它，卻無法真正撫平它。
生命與生活的答案，是具體的。有時，它不在書本中，也不在哲學家的箴言裡。文學無法消解痛苦——無論是書寫或閱讀，甚至可能是一種逃避。那麼，生與死的答案究竟何在？若「活著」或「幸福」是唯一指標，是否過於單一？
我在李翊云的文字中感受到一種深邃的困頓，彷彿與這個家庭的成年人和孩子，一同在語言與意義的迷宮中掙扎。她寫道，兩個兒子離開後，她反覆閱讀莎士比亞的《約翰王》。劇中，康斯坦斯因喪子悲痛欲絕，被紅衣主教斥為「瘋狂」。她反駁：「我沒瘋。我扯的這頭髮，是我自己的。」
兩個孩子的自殺地點，正是普林斯頓的兩座火車站——無論他們要去哪，這裡都是必經的起點。李翊云寫道：「我對出發車站的感覺，與對生活中萬物的感覺截然不同。那是一種敏銳的關注與深刻的冷漠交織的狀態；或者說，是強烈的情感與同樣強烈的冷漠共存。我無法用一個詞來形容這種狀態。」
在這狀態中，驚醒與迷茫，實為一體。（我的堂姊曾提及SARS時她接到醫院家人病危通知，下樓後佇立在路口迷惘良久，不知往左往右。）
反覆讀了幾次之後，我能共情李翊云的感受。這不是文學的修辭，而是一種赤裸的呈現——身處極端痛苦之人，必須以清醒的冷漠繼續存活。即便我們無法完全理解她的心境，也能感受到那份煉獄般的失去。因為有些傷痛，是清醒的，也是無解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