鄭姓在苑裡算是大姓，但從《苑裡志》（作者蔡振豐：光緒辛卯科，取進新竹縣學第一名）記載：
苑裡堡管下地方貓盂庄，為最早開，系毛、游、李、蔡、陳、郭六姓合伙開墾。從前曾建街市，俱屬泉人居住；繼設苑裡街，則漳人居多；又設通霄街，則系粵人之所焉。及咸豐三年以後，漳、泉往往不相能，貓盂街市又廢；各處泉人始建街衢於房裡庄之北，名曰新街（又曰房裡街）。至於各庄之設，則繁而莫能考。當房裡街初建之時，生理較通霄、苑裡為最盛，因築城池以護之。後遭火災，漸漸廢墜；而苑裡遂日有起色焉。此蓋氣運之使然，非人力所能勉強也。
鄭姓先祖並非苑裡最早的合夥開墾者，應是後來才渡海來台的拓墾移民。來得較晚者，多數只能向地主租田耕作，成為佃農。佃農終年辛勤，卻僅能勉強維持溫飽。為了謀求出路，只能投身條件更惡劣的荒地開墾，或往東方丘陵地尋找尚未開墾的土地。丘陵地土質貧瘠、地勢崎嶇，且缺乏灌溉水源，生活條件自然艱困。這類地形較適合來自廣東、福建山區的客家人，他們習於在不毛之地生存；反觀福佬裔的漳泉移民，較難適應這種環境，只能選擇參與新墾計畫（如大安溪荒地的開發，則始於日治時期），或是向西邊的海岸灘地拓展耕地。
清朝時期的海岸線大致位於今日鐵路以西約五百公尺處。與現在的地貌相比，先祖等於是在灘地上向海爭地，硬生生拓出了五百公尺的沙礫之地。當年開墾工具簡陋，艱辛程度可想而知。這片在清朝道光年間之後才逐步開墾的海埔新生地，土質經歷數十年才逐漸改良，直至日治時期水圳系統大規模整治，才勉強可稱為良田。據父親回憶，他少年時仍常需清理田中的大小石礫，有些巨石甚至無法搬移，只能留在田中央。
白沙墩至苑裡海口，海墘皆沙埔、無泥土，地勢順斜入海；近海田園，五穀少實。蓋咸水煙一起，則秀者變而為槁矣。惟地瓜與花生，頗有收成。數年來咸水煙比前稍末減，五穀亦比前稍有加焉。
平原曠土無水，則田園不成；峻嶺深坑有水，則物產必盛。苑裡四圍沃壤，源遠流長，實少旱澇之患，其利甚薄。至通霄及白沙墩一派皆屬旱田，雖有一、二山坑泉水，亦短少不足以濟全冬。務必於山腰坑底築高岸，而匯為池；幸而雨降陂盈，乃有一季收成之望。此旱田所以不及水田萬萬也。蓋水雖出自造化，而利實關乎經營；開源截流，生財有大道焉。
我是鄭姓來台第七代後裔，若以一代三十年推算，第一代先祖大約在二百年前、約清嘉慶年間，自漳州渡海來台，當時年約二十。據傳，第一代祖先長眠於通霄大坪頂隘口寮附近的路旁，墓地僅存一橫一豎的石碑，已難辨其詳。第二代祖「鄭華」應是家族正式落腳苑裡「出水」的始祖，也是我們此次掃墓所祭拜的最早世代。
那為何第一代會埋骨通霄丘陵地？推測當時苑裡鐵路以西的海埔尚在艱難開墾，未能立足。既無法魂歸唐山故土，只能就地安葬於初抵之地——通霄丘陵。當年祖先站在丘陵高處俯瞰山腳下肥沃的田地早被瓜分，心中應有遺憾：若父輩能早些動身來台，也許命運大不同。當下只能在「佃農」與「無望開墾者」之間擇其一，奮力求生。
第二個祭拜點是我曾祖父母的新修墳墓。曾祖父為來台第四代，從祖先渡海開墾至他這一代，已過七、八十年。那時荒地的開墾也僅達「勉強可耕」的程度，主作物為甘藷、土豆，稻米亦漸可收。得以種稻後，才有機會培育子孫、翻轉命運，邁向有限的階級流動。
早期幾代先祖皆以「開拓者」身份自居：先有一畝三分地，稻米可作租稅，有餘錢則養豬，成為家庭額外收入與唯一積蓄來源。若積蓄充裕，便買地、買荒地擴大經營。田多了，就需更多人丁。而在最大化土地與人力之外，若能讓子輩專心讀書，便成為全家的希望。
黃仁宇在《萬曆十五年》說道：
一個農民家庭如果企圖生活穩定並且獲得社會聲望，惟一的道路是讀書做官。然而這條道路漫漫修遠，很難只由一個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達到目的。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內創業的祖先不斷地勞作，自奉儉約，積銖累寸，首先鞏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權，然後獲得別人耕地的抵押權，由此而逐步上升為地主。這一過程常常需要幾代的時間。經濟條件初步具備，子孫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機會。這其中，母親和妻子的自我犧牲，在多數情形之下也為必不可少。所以表面看來，考場內的筆墨，可以使一代清貧立即成為顯達，其實幕後的慘澹經營則歷時至久。這種經過多年的奮鬥而取得的榮譽，接受者只是一個人或至多幾個人，但其基礎則為全體家庭。因此，榮譽的獲得者必須對家庭負有道義上的全部責任，保持休戚與共的集體觀念。
一般的農民若要使其子弟中出一舉人，必須歷數代之積蓄，始能使其子弟不事生產，專心攻書。其間若稍有差錯，則前功盡棄。
曾祖父育有四子，我阿公排行第二。前面三位兄長須承擔耕作責任，好不容易才能專心培養最小的弟弟——我四叔公。他自苑裡國民學校畢業後，升讀二年制農林科，表現優異，獲時任日籍校長賞識，推薦赴日本東京調布市的「電氣通信大學」（當時稱無線電信講習所）留學。學成之際正值太平洋戰爭爆發，為避免被徵召入伍，他得知消息後立刻返台，並未返鄉，而是在花蓮新城落腳。戰後，憑藉電信專業，在後山成為稀缺人才，日後發展順利，成為家族其他支系的榜樣。他定居花蓮市後，其子（我的堂叔）經營牙醫診所至今，並與當地望族結親，成為花蓮名門。
靠教育翻轉命運，遂成鄭家後代奮鬥的典範。我阿嬤與民國同年，為通霄客家人，勤儉持家，育有四子。不幸的是，么子年幼時好奇觀賞火車，受驚後病重而逝。此後奶奶難以再育，經人牽線，向市場賣魚、住在丘陵荒地的外祖父母家迎來童養媳——也就是我母親。她三歲來到鄭家後，奶奶順利再產二男一女。
命運再次複製貼上。阿嬤與阿公努力持家購地，三個哥哥（我爸為老三）又再次承擔農務重擔，即使心懷遠志也力有未逮。三兄堅守崗位，終讓弟妹有機會念到高職以上學歷。叔叔與姑姑趕上台灣經濟起飛之際，順利實現階級流動，在外地發展成家。
然而，總有一群人成為永遠的犧牲者：每個家庭的頭兩三位男丁，以及他們後代中的同樣位置者，總是在默默承擔。他們注定是「前人種樹，後人乘涼」的築基者，而這種家族責任代代相傳。於是到了我這一代，竟出現這樣荒謬的情況：小姑姑可以考上彰化高商，而年齡相仿的長女、次女（我大伯、二伯的女兒）卻仍須國小畢業即進工廠當女工。
我們是幸運的一代。鄭家在台灣的奮鬥史，恰於我出生前劃下句點。台灣經濟終於騰飛，鄉下婦女也得以脫離農務，進入工廠工作，自力更生，成為家庭經濟支柱。
我阿公、阿嬤這一房，如今擁有一座屬於我們自己的家族墓園，規模寬敞，四季流水潺潺，背靠青山，前望翠綠稻田，景致開闊宜人。
這正是屬於我們的家族拓荒史，其時間跨度，幾乎與美利堅合眾國並肩而行。